声音
张道航
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劳动力需求的水平，在动态意义上主要决定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快，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少，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这就是著名的“奥肯定律”，它不仅可以对此前一些国家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作出诠释，也被此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所验证。
可是在我国，“奥肯定律”却不灵验了。尽管这些年来我国经济依然保持着高速增长，但是带动就业的能力不仅没能上升，反而呈现下降趋势。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每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能拉动就业增长约0.4个百分点；上世纪90年代初，能拉动约0.3个百分点；到本世纪则下降到0.1个百分点。与高增长相伴的不是低失业、高就业，相反却是失业的增加。
面对“奥肯定律”在我国的失灵，有专家学者认为，这是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的结果。如许多地方优化产业结构的突出特点，就是用现代技术代替传统技术，用资金、技术密集型企业代替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原来十几个人从事的劳动现在两三个人就够了。如此一来，经济增长不仅没能带动就业，反而带来企业职工下岗，以及新增劳动力找不到工作。这样的解释在逻辑上似乎不无道理，但是拿到现实当中却未必有说服力。
从我国现实看，如果是因为经济结构的优化和技术的进步排斥了劳动力，从而带来更多的失业，那么失业者首先应当是那些从事低技术或简单劳动的人。然而，如今在中国失业或找不到工作的主要已经不是从事低技术或简单劳动的人，而是那些具有较高知识水准和一定能力的大学毕业生。其实，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早在“九五”时期就已经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出，但是这项任务不但“九五”时期未能完成，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在“十五”时期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逆转，以致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对钢材、水泥、电解铝以及开发区热进行宏观调控。把“奥肯定律”的失灵归咎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未免有些过高估计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的成就。不仅目前大学生群体找不到工作，包括许多城市“民工荒”的出现，都从劳动力需求的视角让我们看到，我国经济依然是在沿袭着粗笨化的增长方式。这种粗笨化的增长按理说是不会排斥就业的，如果排斥也只是排斥那些具有更高素质和更高技能的劳动者，目前的大学生失业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如果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大力发展可以更多吸纳劳动力的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就业形势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严峻。但是由于政绩考核导向等原因，一些地方政府却把最能拉动GDP的大项目作为发展的重点，对能够更多吸纳劳动力的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2006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9.5％，而其他国家在我国目前这样的发展水平上却可以达到50％以上。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1999年我国个体工商户是3160万户，到了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5年间净减少810万户。经济增长了，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没有明显提升，个体户却消失了许多，这样的增长，“奥肯定律”能不失灵吗？
所以，“奥肯定律”在我国失灵，原因不在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而是经济增长的目的性和发展观出了偏差。从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看，增长是就业的必要条件，没有经济增长，就业的扩大就成为无源之水、无米之炊。但是经济增长却不是就业的充分条件，既不是什么样的经济增长都具有同等的促进就业效果，也不是仅仅依靠经济增长就可以扩大就业和治理失业。只有将治理失业和扩大就业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和独立目标，而且是政府工作的优先目标，这样经济增长才会与扩大就业相得益彰。
从国际经验看也是如此，国外许多国家政府都把扩大就业作为优先目标，而不是把经济增长作为优先选择或者惟一目标，一些政党甚至在竞选时就把降低失业率作为一项重要承诺，以此来争取选票。但在我国，近些年来经济增长以及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固定资产投资、招商引资却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优先工作目标。政府在促进就业中如果仅是角色缺位也就罢了，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在没有建立起促进就业和失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就给企业下达减员增效指标，从而在短期内造成大量失业，并使一些下岗职工长期失去基本保障。有的地方政府为了GDP增长，对污染项目可以网开一面；可是为了城市观瞻，对小商小贩却要“严格执法”，甚至要打造“无摊贩城市”。
了解了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竭力追求，以及在就业问题上的缺位、错位甚至是逆向调节，也就不难找到“奥肯定律”在中国失灵的深层原因了。
摘自《中国经济时报》2007.3.8